我老家住在重庆綦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
村头叫幺店子，靠近集市，每天有三路从县城路过的班车在此下客、上客，非常热闹。到我家要沿泥石马路往西走。首先要经过一大片黄黄绿绿很有气势的橘林和庄稼地，这里没有人家，接着再拐过一个弯，景象就变了。哗哗的水声扑面而来，綦江河在河滩蹦跳着流来，清清河水映着河边草。鸡鸣、犬吠声接踵而至。有时，渔船上的船夫在嚷嚷着，向岸上报告着鱼汛；有时，一群浣衣女子用捶衣棒击打着衣裳，欢声笑语。茂密的竹林环绕在周围，只有七八户人家的这片院落和河岸，生出个土俗的地名，叫紫尾子。这就是我的故乡四五十年前的场景。
我家老屋与河边就一棵树的距离。老黄葛树的主干在我家门口，枝冠伸到竹林，团团树叶和竹叶尖尖，挨挨挤挤，扶肩携手般亲密，像我和紫尾子的小伙伴。
那树，那竹，春来绿枝，秋去叶落，造出一番景致。紫尾子年岁最大的是我爷爷，他干活累了，就在树下闲坐，看涨水、看船过，一坐就半天不动。我问他：“黄葛树和你，哪个更老？”他捻着白胡须，慢条斯理地回答：“我小时候看到这树就有这么高、这么壮。”“谁栽的？”“我小时也问过老人，没人知道是谁栽的。”“那片竹子呢？”“也没有主人。”没人栽，没人管，任意生长，树长出华盖的密致，竹生成浓郁的翠。
石头垒、泥砖砌，搭建木檩子，覆盖茅草或青瓦，各家各户的老屋，都是祖辈建造，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有的墙泥脱落，用灰泥补过；有的梁生虫蚁，拿铁丝来个五花大绑。遇到大风，一些经久的老屋摇晃着，随时都像要倒塌；如果暴雨来了，好多户人家，都是屋外大雨、屋里小雨，从破瓦缝漏下的雨滴落在接水的盆里，叮叮当当地响着。
我家老屋是照壁墙房子，仄仄斜斜，老态龙钟的样子。关严门窗，却堵不住墙上裂缝。爷爷禁不住漏进的寒风，咳喘得厉害，也揪痛着家人的心。父亲母亲节衣缩食地筹款，打算把挡风那面薄薄的照壁换成泥砖。
春天来了，竹林开始吐笋，河边活泼泼清绿起来，第一轮涨水漫过了河滩的卵石。最妙的是黄葛树上筑起了鸟巢。清晨，和鸟啼共鸣的是一阵有节奏的“咚咚”声。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出门一看，一身大汗的父亲和母亲在坝子忙活着。坝子里堆着泥土，妈妈蹲在土堆旁，她的身边有一个长方形的木匣子。她不停地往木匣子里添加着泥土。爸爸举着一根长长的圆形木头，用力地将木匣里的泥土筑紧。随着他粗壮手臂的上上下下，木匣子的泥土被筑成了一块块的方形泥砖。原来，他们是在用泥土制作泥砖，用泥砖来建新房子。
“咚咚咚”，像是击鼓，竹园回应来脚步声、说话声。邻居们从四面赶来，挑着堆满黄泥的担子，搬来筑泥砖的木匣，担着盛满水的木桶，我家院坝顿时人声鼎沸起来。紫尾子的老少爷们都来了。挑泥的、碎土的、筑砖的，繁忙得像秋收时的田野，连彭家叔叔那条黄狗也来凑热闹。
人多，事就办得快。几天光景，堆在院坝的泥砖层层叠叠像一座小山。又几天过去了，小山似的泥砖变成了我家老屋的新墙。搬进泥砖房那天，爷爷的咳声变成了笑声。但笑声也被喧闹声盖过了。一湾子人闹成一片，男人划拳喝酒，女人聊天吃饭，娃子们上桌夹两片肥肉塞进嘴，还没吞下去又追跑到了院子外。那热闹的情景、互助的亲情，深深镌刻在我快乐童年的记忆里……
近些年，集镇搞起了旅游，幺店子越发繁华了。来来往往的，很多是远客。我在幺店子下车，我是回家的故人。
公路两旁，坐落着一些陌生的高楼。以前的泥路已铺了黑油，踩在路面，光滑得让脚不习惯。拐过弯，哗哗水声传来，四下望去，没有了渔船，也没有了操着乡音的浣衣女，新修的滨江大道上，几只闲散的鸡在觅食，狗在太阳下打盹。不习惯嘈杂的我，倒觉得更适应这里的静谧。
新修的紫尾子，仍是那群矮矮的房子，但老屋的墙壁都被粉刷得雪白。虽然都翻新了个遍，却仍然被竹林包围着，看不到屋顶、瓦檐。还是那七八户人家，只是，人已经变了些样。曾经的童年小伙伴和我一样，大多去了远方的城市；爷爷和一些老人，都已经故去；父亲、彭大叔，白了发，掉了牙，悠闲地坐在老树下，喝茶，下棋，慢吞吞说话。另一张石凳上，母亲正在用手机打视频电话。我凑过去，视频里的女孩，是我的女儿。我认出咖啡杯后面的背景，是上海新天地。
我住回了老家。綦江河水哗哗，枯了，涨了；黄葛树长了新芽，落了黄叶；竹园，还是那个竹园；风一吹，老树和新竹挨得紧紧，风再一吹，又轻轻疏朗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