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以及群众团体，对新闻宣传工作十分重视，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仍因陋就简创办和发行了160余种报纸刊物。其中，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宛如一颗闪闪的“红星”，照亮了红军将士砥砺前行的伟大征程。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着一份1933年9月3日出版的《红星》报（第五期），为国家一级文物。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红都瑞金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创办，其宗旨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红星》报创刊初期定为5日刊，实际不定期，一般为4开4版，有时6到8版，由中革军委印刷所铅印出版。1934年3月4日第31期起，改为32开油印期刊。
1933年6月下旬，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举荐下，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是办报能手，早年他曾在法国巴黎协助周恩来编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赤光》，在撰稿的同时还负责刊物的编辑、刻板和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印博士”；任瑞金县委书记后，又领导创办了《瑞金红旗》。在担任《红星》报主编后，他重操旧业，得心应手，决心要把《红星》报办好，让它成为传播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的一个主阵地，更好地为红军、为革命战争服务。他将《红星》报恢复为4 开版铅印报纸，并重新开始编号。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到1934年10月止在中央苏区共出66期。从1931年12月创刊到1934年10月，前后共出124期，发行量达1.7万余份。
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政治、思想、军事、文化、娱乐等各方面，对红军建设进行宣传，有力地配合了苏区党、政和红军的各项中心工作，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喜爱，被称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加强了红军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
《红星》报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作出的关于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与方针政策，《红星》报都给予及时宣传。《红星》报是“一架大无线电台”。该报通过“最后电讯”“捷报”“前线通讯”“革命战争”等专栏，迅速及时地报道了红军的战斗情况和胜利消息。《红星》报成了红军“政治工作的讨论会”。该报经常以社论、署名文章和开辟“党的生活”“支部通讯”专栏以及专题报道等形式，从各个侧面全面反映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教育训练、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指导部队建设。《红星》报是红军部队的“一面大镜子”。该报开辟了“铁锤”“自我批评”等专栏，揭露红军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等不良现象。《红星》报敢于碰硬，既敢于批评普通干部战士，也敢于批评高级领导干部。《红星》报还是“红军的俱乐部”。开设了“军事测验”“军事常识”“卫生常识”“猜谜”“问题征答”“小玩意”“诗歌”“列宁室工作”等专栏，深受红军战士喜爱。
《红星》报倾注了邓小平的大量心血，很长时间编辑部只有两个人，除邓小平外，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做帮手。组稿、采写、编辑、排版、手写美术标题、印刷、发行等工作，几乎都要他一个人去做，尽管编务繁忙、条件有限，他还是竭尽全力把《红星》报办成了红军一流的报纸。在《红星》报编辑部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白屋子，经常可以看到邓小平在昏暗的油灯下挑灯夜战的身影。《红星》报中许多没有署名的社论和文章，都出自邓小平的手笔。
中央领导人特别关注《红星》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红星》报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第2期第4版“红军故事”栏目里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写的《吉安的占领》，全文共2000字。文章中，毛泽东用生动活泼的笔调，绘声绘色地叙述了红一方面军于1930年10月4日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文章通篇贯穿“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等运动战、游击战军事思想，身处逆境的毛泽东正是用这种迂回曲折的笔法，表达对当时“左”倾冒险主义推行的进攻路线与敌人死打硬拼的不满。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34年10月10日晚，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随第二野战纵队（红章纵队）从瑞金出发，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万里征途。在长征途中邓小平依然坚持编辑发行《红星》报，在长征中发行了28期，成为宣传报道长征、记载长征的原始报刊，在长征中起到了它担负的宣传者和鼓动者的作用，对红军的思想政治建设作出了出色的贡献。长征刚开始的时候，红军屡屡受挫，损失很大，军队中出现了低落的情绪。为了振奋革命队伍的士气，《红星》报接连发表了《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等文章，号召“每个红色战士在革命转变的紧急关头，都要坚信党的力量，坚信自己的力量”，要同对目前红军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发生的困难面前表示投降无办法、悲观失望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进一步阐明了红军转移突围的行军作战意图，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前进的方向。遵义会议后，《红星》报先后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等社论和文章十多篇，准确传达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使红军指战员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红星》报于1935年8月停刊，至此，《红星》报完成了它创刊时的使命。
《红星》报的创办，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在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路线、动员红军和群众支持参与革命战争方面，发挥了宣传喉舌和战斗号角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