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商洛市商州区纪委接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一乡党委书记张某“乡里购买的小轿车，他经常开回家，来去自由”。随后，在区纪委的一间办公室内，展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对话，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区纪委几位同志提问，这位书记回答。据他讲：“由于该乡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经区政府批准乡上购买了一辆吉普车，以方便工作，但自己身为书记，确实存在公车私用问题。张某表示感谢党组织的及时提醒，今后一定要廉洁自律……”这是陕西省纪委在开展建立警示训诫防线试点工作中出现的一幕。仅今年上半年，陕西省已对2467名党员干部进行了“警示训诫”。
2002年6月8日，原安康市公路局局长周正全因受贿罪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周正全面对市纪委的办案人员痛哭流涕：“在案发前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或批评教育，如果早给我敲敲警钟，也许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类似这样的场面，各级纪委的干部早已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剖析腐败分子蜕变的轨迹，他们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往往是从心存侥幸的轻微违规违纪开始，一步步走向不归路的。究其根源，就是现行的监督制度，超前防范不够，动态监管不力，致使一些党员干部腐化变质。那么，如何建立一种制度，能够让那些越过思想道德防线，有腐败苗头的党员干部尽早“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及时提醒一部分人不犯错误，有效控制一部分人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着力督导犯了错误的人切实改正错误呢？
面对一个个“前腐后继”的党员干部和痛苦忏悔的场面，陕西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董雷无论过去是在一线工作，还是现在身居要职，他多年来一直在探寻解决“苗头性”腐败的“良方”。
2002年，董雷书记在省纪委常委会上谈了尝试建立警示训诫防线的构想，常委们一致认为，针对性强，切实可行。2003年3月，董雷书记轻车简从，一路风尘，深入到商洛等市、县调研，与基层纪委的同志座谈，计划开展建立警示训诫防线试点工作。回到机关后又请来一些专家、学者论证，尝试建立警示训诫防线的可行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家形成的基本共识是：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属于不正之风和不廉洁行为的多，真正演化为严重腐败问题的少，轻微违规违纪的人多，真正蜕化堕落为腐败分子的人少；改革创新中出现失误者多，故意违纪、胆敢试法者少。出现的问题往往游离于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之间，一方面单纯依赖思想教育和廉洁自律的“软约束”很难奏效，另一方面依靠纪律制裁的“硬约束”又显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反腐败监督工作中面临的“空当”、“盲点”和难点，迫切需要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的同时，在二者之间构建一道新的组织监督防线。
在省纪委二次全会上，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董雷正式提出 ，陕西省纪委要与时俱进，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在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之间，探索构建一道警示训诫防线。
所谓警示训诫防线，简言之，就是用“教育+强制”的办法，对越过思想道德防线、有腐败苗头和轻微违规违纪的党员干部，依据党纪规章，实行超前防范，动态监督，最大限度地教育和挽救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组织监督，形成反腐倡廉的预警、挽救和保护机制。它解决问题的适用范围是：轻微违规违纪错误；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错误行政行为和组织行为；苗头性腐败问题；其他介于可处理与可不处理之间的问题。
建立警示训诫防线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经反复研究后，确定了商洛市、渭南市、汉中市和山阳、商南、澄城、千阳等县（区）展开试点工作。
建立警示训诫防线试点工作一年来，董雷等委领导时常牵挂着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们多次来到试点市、县听汇报，解难题，使各试点地区和单位少走了弯路。试点地区在工作中善于思考，积极探索，他们按照《党章》、〈〈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等党纪政纪和有关政策规定，行成了支撑警示训诫防线的三项制度，即〈〈党员干部警示提醒制度〉〉、《党员干部诫勉督导制度》和《党员干部训诫纠错制度》，明确了实施警示训诫的内容、程序、方法、措施等，用制度规范工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效。
2002年11月，商洛市某县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2003年5月，商洛市纪委和相关部门在追究责任人的同时，对该县县长进行警示提醒。县长来到市纪委后，市纪委的领导指出了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位县长承认辖区确有个别地抓安全生产流于形式，检查走了过��，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有时碍于情面，处理太轻，没有起到警示作用，并表态要引以为诫，全面整改。从后来的情况看，全县安全生产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商洛市针对警示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层面推行的警示提醒制度。就是对群众有举报、社会有反响，违反基本道德要求，有腐败苗头和倾向性的问题，组织以询问、告诫为主要内容，给予警示和提醒。
截止目前，商洛市已对142名党员干部进行了警示提醒。全省上半年被警示提醒的党员干部达1958人。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认为警示提醒体现了党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通过组织及时提醒、早打招呼，可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针对改革创新、干事创业和具体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本着既纠正偏差和失误；以督察引导 、勉励帮助为主要内容，进行诫勉和疏导，即诫勉督导制度。
如澄城县某公司在改制过程中，由于该企业负责人范某工作方式不当，使一些工人产生误解，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怀疑范某有经济问题，联名向县纪委写举报信，当时范某情绪很低落。县纪委立即派人进行调查，将真实情况反馈给职工，解除了他们的疑虑，帮助范某分析了其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鼓励他振作精神，大胆工作，现在该企业已成为澄城县的骨干企业之一。
商洛市某检察院曾多次受到上级表彰。但去年7月，市纪委接到来信举报，反映该检察院越权执法，乱收款项。纪委调查后发现确有此事，决定对检察长予以诫免督导。这位领导知错后态度明确，很快将违规收取的8万多元违纪资金退还给原单位，并在全院开展清理整顿，挽回不良影响。上半年，陕西省共对302名党员干部进行了诫勉督导。
事实证明，诫勉督导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既能保护党员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又能促进他们适时改错纠偏。回访中，一些受到训诫的同志感慨地说：“多亏纪委及时发现问题，帮助我改正了错误，否则，不知要错到什么程度。”
日常工作中，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对自己要求不严，已开始触犯党规党纪，但情节一般较轻，对这些干部是“推一把”还是“拉一把”呢？如今年4月份，商洛市委组织部在公示干部期间，群众反映某县国土资源局局长李某，在接受下属请托，向上级争取资金过程中有违规违纪行为。市纪委经初核，发现确有违纪问题，但情节较轻，可免于纪律处分，于是要求该县纪委对李某进行“训诫纠错”，责成其限期改正错误。为了体现训诫纠错的严肃性，同时，市委当即取消了李某的任用资格。
训诫纠错制度，就是对于具有轻微违纪行为和一般性错误的问题，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进行批评训示，强制改正，并给予训诫和纠正。像李某这样从纪律处分的边缘挽救过来的党员干部全省上半年共计210人，收到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综合效果。
整改是警示训诫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整改走了过��，就收不到预期效果。对于那些训诫后仍不改者，要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促其改正。澄城县某单位行政执法人员语言不文明，经常和群众发生纠纷打架事件，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县纪委对主要领导进行训诫谈话后，仍我行我素。县纪委对该单位有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并在全县通报批评，从而促使他们彻底认清了错误。华阴市某乡人武部长参与了妻子的经商活动，市纪委对其3次诫勉谈话并未改正，市纪委会同组织部、人武部等单位对其宣布停职检查后，该同志才整改，华阴市纪委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一年多来的实践，试点市、县（区）纪委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是对工作中出现的一般性违规违纪问题的处理有办法了。过去，大量有轻微违规违纪问题的党员干部，因不够党政纪处分就不予处理或信访了结，有的甚至不了了之。现在有了警示训诫三项制度，就有据可依了。二是保护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商南县某局一名领导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工作出现失误，县纪委及时给予诫勉督导。他深有感触地说：“实行警示训诫是组织关爱干部的一剂‘良药’，起到了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挽救了一批党员干部。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省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董雷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试点工作的实践表明，构建警示训诫防线，有利于拓宽纪检监察工作领域，延伸监督触角，强化对党员干部的动态监督，降低反腐败成本，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有益尝试。各地各部门要对“三项制度”的内容、程序、方法、措施等继续探索，努力形成随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错误、强化责任追究的机制，稳步推进警示训诫防线试点工作，真正起到廉政预警、动态监督、有效纠正、保护挽救的功效。”
文章来源：(信息中心)
